纵览历史，凡是贤明的国家，成功源于勤俭，衰败起于奢华。<br /> 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为什么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br /> 可惜时运已经逝去，千里马何处才能遇上；力量已经用尽，蜀山之蛇怎能铲除！<br /> 有几人曾经亲耳听过舜帝的《南风歌》，天长地久，只有在苍梧对着华盖哭泣份儿。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br />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br />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运去 一作：远去)<br />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lì lǎn qián xián guó yǔ jiā chéng yóu qín jiǎn pò yóu shē hé xū hǔ pò fāng wéi zhěn qǐ dé zhēn zhū shǐ shì chē yùn qù bù féng qīng hǎi mǎ lì qióng nán bá shǔ shān shé yùn qù yī zuò yuǎn qù jǐ rén céng yù nán xūn qǔ zhōng gǔ cāng wú kū cuì huá

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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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珠：即珍珠。<br /> 青海马：龙马，以喻贤臣。<br /> 蜀山蛇：此以喻宦官佞臣。<br /> 南薰曲：当年舜唱的《南风歌》，一唱而天下太平。<br /> 苍梧：传为舜埋葬之地。<br /> 翠华：皇帝仪仗。

　　这首诗作于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文宗去世之后。据新、旧《唐书·文宗纪》及《通鉴》卷二四三载：文宗深知穆宗、敬宗两朝之弊，即位后励精图治，去奢从俭。曾两次谋诛宦官，均遭到失败而“受制于家奴”，最终郁悒而死。期望有成而“运去”“力穷”，勤俭求治亦无力回天，作者既伤悼文宗，又深虑唐王朝命势将颓，有感而作此诗。

　　《咏史》是一首七言律诗。此诗首联回顾以往的朝代，勤俭能使国家昌盛而奢侈腐败会使国家灭亡，点明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颔联提出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颈联推进一步，诗人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是国运和国力，这是此诗的主旨；尾联是对唐文宗的哀悼，抒发了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全诗情调悲凉，诗人的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情真意切，意味深长。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br /> <br />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br /> <br />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br /> <br />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br /> <br />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br /> <br />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